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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先秦时期,与其他学派一同蓬勃发展的还有一家与众不同的学说,那便是兵家学说。兵家在那个诸侯割据、战乱不断的年代具有重要的地位,各个诸侯国的君主都想得到兵法大的指导和帮助,壮大国防力量,保疆卫土,同时扩展版图,即使到后来的各封建王朝,兵家仍始终是受重视的对象。如今,我国的兵家之说不仅在国内被奉为经典,在国外也同样大放异彩,被军事家以及爱好者们不断研习。
不过,人们对于兵家总是有一种曲解,认为兵家就是简单的统兵之说,是用来教别人怎样带兵打仗的,比如战术、如何布阵、使用计谋等。其实,兵家在其学说之中,也有提到治理国家的观点,因为大多都是从军事的角度论述的,因此很容易就被人们所忽视了。虽然现今对先秦兵家治国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但并不影响我们从大体上了解其治国的中心思想。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审视它的军队和国家一起治理的理论,也是十分有意思的。
兵家学派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有深远影响力的大家,早起商周时的姜太公吕尚,再到后来著名的孙武、孙膑等,都著有意义深奥的兵法兵书。他们在讲述用兵之道的同时,都不约而同地与政治治国联系起来,例如,认为,战争的胜败,战术战法只在其次,最重要的还是在于综合国力的比较。可以说,想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就不能不关注国家政治的形势和走向,因为这可以影响到用兵的方向和策略。而军、政的共同分析和配合,一同组成了对于国家的治理。
在国家的治理过程中,兵家讲究全局意识,也就是着眼于大局,宏观考虑问题与形势。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兵家在实践过程中便一直坚守这样的原则。在思考军事问题的时候,兵家会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融合进去,从大战略角度对信息进行整合,从而对战争的胜负作出推断,并通过策略的应用左右战争的走向。这一点在先秦时期众多的兵书当中都有比较明显的体现。兵家将政治的清明,民心的相背同战争的胜负联系到了一起。
在姜尚《六韬》的《国务》篇中有这样一段话:
“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瘳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于己。此爱民之道也。”
意思是说,擅长治国的人,在统领国家的人民时就要像父母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像兄长呵护自己的爱弟一般,看见他们饥荒挨饿难忍便会为他们感到心忧,看见他们劳累困苦就会为其感到悲伤,他们受到赏罚就像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们的税赋的重担就像自己也背负一样。这就是爱民的行为。从这段文字中,可以清楚地发现是十分关注民生、体恤人民疾苦的,他们认为,统治者要想成功地治理国家,就要爱护本国的臣民,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儒家相通的。
兵家认为国家的经济状况良好同样意义非凡,因此在治国主张中,兵家提倡大力发展经济实力。在战争中,物资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军队需要大量的能源补给才能维持作战,古代战场,动辄就是数万人的大规模战争,兵士们需要吃饭,战马需要粮草,没有这些,就算不被敌人打败,自己也要饿死了,就更别提取得战争的胜利了。比如三国时期诸葛亮六出祁山,虽然能够打得胜仗,却从来没有坚持到底。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物资补给拖了后腿。由于蜀中道路崎岖难行,粮草运送总是不能及时,因此每次诸葛亮在打下一两个州府之后,就被这个难题逼退了回去,不得不收兵回川,并无奈地放弃了千万条生命才换来的城池。正是物资的问题,主动攻击曹魏多达六次,每次甚是热闹,捷报也频传,却到最后也没有大的进展。其实,诸葛亮也深深知道自己的软肋,因此也停止攻击进行过休整,搞过经济建设,也取得过一定的成效。
兵家知道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因此鼓励耕战,所谓富国强兵,必须先富国之后才能强兵。战国时期,孙膑在魏国被庞涓所害,幸得田忌帮助才回到齐国。齐威王很器重孙膑,向他询问强兵的策略,孙膑并没有急着向君王阐述战法,他的回答是先要富国。可见,经验丰富的将领们都将物资的供给摆在了第一位,而要保证充足的资源就需要鼓励百姓积极耕种,发展生产。兵法《六韬》中也指出,“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尽力农桑者慰勉之”。经济状况决定了战争的形式、发展以及最终的结局,中国古代兵家之所以具有西方不具备的先进性,便是因为他们将治军引申到治国,将经济发展,鼓励耕战作为重要的治国策略。
兵家是带领军队打仗的,而每当战争过后,无论输赢,都势必会对国力有一定的损耗,因此站在这个角度来看,治国就必须重视对国力的恢复,而其主要手段就是:清明政治,恢复经济生产,并对人民实行轻徭薄赋,这样才能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另外,想要更快地恢复实力,就需要在战争过程中尽量减少损失,这就对战争的把握有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战争初期的准备,战争过程中的奋勇争胜还是在战后的经验总结,都需要严谨的思考,以做到环环相扣,进行全阶段的把握。兵家有句名言,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为了以最小的损失获得最大的胜利和战果。
兵家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儒家、道家、法家、兵家
儒家管理思想有着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建立起了系统的人性管理模式,注重管理的道德性,把“道之以德”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建立了一整套的人才管理理论体系,提出了“和为贵”的社会生态平衡的和“刚柔相济”、“宽严结合”的领导原则指导原则,以“阴阳互补”的方法论为指导,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富民”“安民”的管理目标。所以,在现如今的许多企业中,都运用了儒家的管理思想。除了儒家的管理思想之外,主要还有法家、道家、墨家、兵家等的管理思想,仍然可为我们现代的企业管理兼容并包,借鉴运用的。如道家的管理思想是以“道法自然”,“无为而不为”的柔性管理为特征。所谓“柔性”管理,就是按照事物自身的法则来进行管理,不把人的主观意志强加给事物及其过程,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强调“柔弱胜刚强”,认为只柔弱的东西才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刚性的事物很快要走向反面。
人们在认识问题时,不要只看到眼前的状况,要看它的发展和将来;管理还要像水一样,水普利万物而不争利,它虽然柔弱,可是其力量却强大无比。法家的管理思想强调法治,强调他律,强调法律的强制作用,强调集权的权威,强调管理手段的运用,强调尚贤。法家的管理思想追求效益,充满着强力、竞争、严密控制的倾向。墨家的管理思想强调“兼爱”、“尚同”、“尚贤”,同时还赞成劳动过程分工的合理性,提出“各从事其所能”的原则。强调“利”和“力”是墨子管理思想的又一显著特征,墨子强调“交相利”,“义者,利也”,“万民被其大利”;“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民无食,不可为事”。还强调“非命”,认定人生在世要竞力而争,“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要与命运、自然进行抗争。人只要能发挥自己的力量,与自然争战就能求得生存。
兵家十分重视管理中谋略的运用,管理的战略和策略的正确运用,是获得管理是否成功的关键,还强调管理的环境,即天时、地利、人和的运用等。以上所述的管理思想,是我们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应该是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只正确认识、深刻理解民族管理文化的精华,并且在实践加以创造性的运用,才能建立起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
正如成君忆先生自己认为的,其实我们对管理学一直都有很深的误解,这种误解对中国人来讲就是否定了自己的历史文化,人为的把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和一个所谓的一百年来的文明对立了起来,这种对立的方式也就是导致了我们只能去批判自己的历史文化而不能正确地去理解认识它。这样以来中国人理解管理学就只能到西方学习,古代的东西看不到,更多的是指责落后。
所以我们会发现很荒唐的现象就是把一个外国人称为“管理学之父”。 “管理”也许很多人过分注重“管”,信奉不管则乱,实际上管得太多才容易乱。管理缺乏物质的基础,缺乏人文的基础,所以必定会失败。没有物质环境基础,超前的管理手段和意识只能是空中楼阁;没有人文意识的共识,超越的管理手段,不可能被时代接受。中国社会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是一样的道理,管只能把握一个度,松则散,刚则脆。
人性化的管理才是长远之计,而获得最佳管理方法的途径是沟通,通过沟通了解员工,创造一个员工都肯为它奋斗,为它长期努力的工作环境,那样管理起来也轻松,就是管理者本身也会过得开心,工作得顺心。成吉思汗戎马一生,他建立的铁骑军团横扫欧亚非。然而他的“管理模式”只适合建立强有力作战能力的军队,而不适合统治疆域辽阔的国土。不但因为军团和国家的管理性质有区别,更因为文化,更因为适时的、有针对的管理理论模式的缺乏……。
从治理军队到治理国家,管理的目标变了,管理目标的性质变了,被管理的人也不仅仅是他本民族的人了,被管理人群的人文范畴也广了,管理模式也同样要随之改变。不“转型”,就得遭受失败。如果成吉思汗用治理军队的理念来了解国家治理的实际需求来治理打下的江山,审时度势,转型“管理”模式,那或许还可能有成就统治大业机会。
在我国传统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中,它的精华就是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这些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和方法,不仅适合于中国,而且适合于一切管理过程;从我国建立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上看,也必须继承和弘扬民族的管理文化。
管理是一种文化,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管理创新的最高成就。只有认真学习,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精华,才能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管理上的创新。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中国有极厚重的历史,有各种成败得失的体验。中国也因而孕育了灿烂的文明,积淀了丰富的智慧。——这一点无可质疑。今天的问题是:如何对中国本土的智慧,尤其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智慧,加以现代化的诠解,并运用到现今的管理过程中。</P>
<P> 很多人坚持认为,中国本土的管理思想主要集中于古代的先秦时期。的确,先秦各学派对中国社会发展、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可能是后来任何一个年代都无法比拟的。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思想也正是“中国传统”的源头。</P>
<P> 先秦各学派中,与管理行为关系较密切的主要有: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我们将以极简略的形式,从上述四家中析取最精华、最具现代价值的成分,希望能够对今天的管理者提供一些借鉴。(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正越来越展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无论作为管理者还是作为被管理者、合作者或是竞争对手,了解中国本土的文化背景,肯定是有益的。这里有一个前提:我们的目的已不仅是你死我活的“求胜”,而更重“双赢”。)</P>
<P>一、 儒家。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字面意思是对人际关系及身心和谐的关注,用现代语言说,儒家管理是基于人性的管理。相应地,管理手段是“为政以德”,即使在施行法律的时候也不忘道德教化的结合使用,始终强调人性关怀、伦理亲情的感化、劝谕功能,强调“诚”、“信”、“忠”、“恕”等品质的培养、塑造。儒家管理的推行途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管理者必须以身作则,从自我管理开始,再到家庭管理、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这几个过程的关系既体现为逐层演进又表现在彼此的相互渗透印证中。总起来说,儒家管理是强调自我责任、注重和谐、注重整体利益的管理。近几十年,日本是运用儒家智慧最成功的例子。被称为 “日本近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著有《论语讲义》,解释儒家管理思想,并亲自向企业员工讲授,以此构成企业文化的核心。在日本,非常多的企业家自觉学习儒家经典,并力求化为己用。实际上,儒家思想始终是中国人思想、行为、性情的主线,无论其优劣,他总是在以各种形式或隐或显地塑造、影响着中国的发展。</P>
<P>二、 道家。道家非常注重对管理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提出“道法自然”,即管理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一切要顺应自然才能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在管理方式上,道家认为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管理者行使管理职责时,不应勉强作为,不可越权行事,而须因势利导,营造一个放权下属的宽松氛围。表面看来,管理者似乎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不必做,但自己的组织却被整饬得井井有条。道家同时也创建了一整套管理艺术,如静观待变、守弱用柔、知盈处虚、居上谦下、不争之争、见微知著、欲取先予、以曲求全、藏而不露、知足常乐等。道家的“无为而治”与现代西方管理学理论中的倡导的“自动化管理”、“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化管理”有着微妙的相通之处,同样致力于避免干预、提倡自由、鼓励下属发挥创造性与积极性。从道家的管理模式或管理风格中,可以看出对科学管理的崇尚、对个人创造能力的尊重及对管理绩效的追求。道家管理艺术中,如“见微知著”、“欲取先予”等,更是经常被企业界人士所津津乐道。</P>
<P>三、 法家。法家管理以“法”即管理制度为核心,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法家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而绝对不能只依赖管理者的主观判断或个人好恶。法家相信,如果坚守法制,哪怕是平庸普通的人也能成功地进行管理;但若抛开法制,才能超卓的人也必然会面临失败。法家还看到,“徒法不足以自行”,仅有管理制度,没有强力、灵活的推行措施,也不行。所以,管理权威和管理技巧也是必须的。法家将管理权威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前者指管理者在既成条件下(如受委任)所获得的权威,后者指管理者利用各种资源自行创造的权威。法家尤其注重充分利用和强化“自然之势”,主动创设“人为之势”,并以此为后盾,保证管理制度的实施。法家通常较少理会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准则,往往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嫌,但其管理技巧却比其他各家都要丰富。在组织机构的建立、职位的设置、人员的选拔、授权、监督、考查等方面,法家提供了中国古代管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极佳范例。(历史上,法家代表人物大多有丰富的执政和管理经验。虽然这些人物所获毁誉各异,但法家理论却从未被遗忘过。)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仍能从中不断寻求启示。</P>
<P>四、 兵家。兵家管理的领域主要在于军事,但其中蕴涵的管理战略、策略、方略,对其他领域无疑也有借鉴价值。在管理战略方面,兵家讲究运筹谋划,强调管理者审时度势,对外界环境和组织内部有清醒正确的认识,并据此作出判断和决定。在管理策略方面,兵家提出要“因变制胜”,强调“变”的因素,要求管理者对各种变化及时作出反应,并能积极创新求变,时时处处占据主动,不受制于人。在管理方略方面,兵家提出分级管理的原则:要想管理很多人像管理很少人一样轻松,就须依靠组织和编制的作用;要想形成富有效率的组织,就须以严格的纪律、法令进行层层控制,辅以思想教育,对下属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形成特定的层级制度,以做到首尾一致,令行禁止。兵家因擅于计算、预测,强调变数而备受经济界和企业界的关注。有人认为,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市场尚未完全规范化)环境中,兵家思想将大有用武之地。一些涉足中国市场的外国公司在关注中国文化背景时,也确实将兵家学说放在了重要位置。</P>
<P>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关于上面四家思想的论述,仅是我个人所理解和感兴趣的部分,绝非其全貌。并且,在历经千年的治国、管理实践中,儒、道、法、兵四家的理论也绝不是截然分开、孤立存在的,他们往往彼此充实、互相吸纳地被结合起来运用。我们今天所要考察、研究的,也不应止于对各家学说的分判,而要力求将这些先哲智慧的结晶,融汇起来,转化为有利于现实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P>
1. 古代对军事家或用兵者的通称。亦指研究军事的学派。
《汉书·艺文志》:“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后汉书·朱儁传》:“临军易将,兵家所忌。”《新唐书·王翃传》:“ 王翃 字 宏肱 , 并州 晋阳 人。少治兵家。”《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巡抚登莱右佥都御史袁可立言:因求臣免死加衔牌票,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 清 林福祥 《平海心筹·论胜败形势》:“且逆夷之来,事事皆犯兵家之忌:我众彼寡,我逸彼劳,我饱彼饥,我愤彼骄。”
2. 古代指拥兵一方的豪强或军将,亦为部曲私兵之称。
晋 袁宏 《后汉纪·光武帝纪四》:“三辅遭 王莽 、 更始 之乱,又遇 赤眉 、 延岑 之弊,兵家纵横,百姓涂炭。”《三国志·魏志·梁习传》:“时承 高干 荒乱之馀,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棊跱。”《三国志·魏志·卫觊传》:“而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彊。” 吴晗 《灯下集·谈曹操》:“部曲战时从征,平时的给养得自己想办法,不归郡县管辖,称为兵家。”
3. 魏 晋 时兵士出身称“兵家”。
《晋书·王尼传》:“ 王尼 字 孝孙 , 城阳 人也,或云 河内 人。本兵家子,寓居 洛阳 ,卓荦不羁。初为护军府军士……护军大惊,即与 尼 长假,因免为兵。”参阅 周一良 《札记》。
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是中华民族灿烂的古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历代军事家对战争决策、指挥、统筹及其规律方面的理性认识的总和。
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包括若干科学的管理观点,它既把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国际关系等各种客观因素作为决定胜负的条件,并把它们看成是相互关联的管理决策的统一整体同时又把战争主观指导,即主体的决策、指挥、组织、运筹等军事理素质(所谓的“将能 ”、“将才”)作为一项基本因素,并由此而引出争取战争胜利的一系列战法。
关于计谋(战略)的论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中内容最丰富方面,它所揭示的许多带有规律性的原则,是至今仍必须遵守的。许多名言已成为脍炙人口的管理格言,诸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先计后战”,“远交近攻”,“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击虚”,“ 以众击寡 ”,“兵贵胜、不贵久”,“兵贵神速”;“兵贵其和,和则一心 ”,“三军一人,胜”,“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密察敌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 等等。这些著名的兵家管理格言运用的一些基本原则,与现代科学理的理论,不仅基本精神一致在语言上也有明显的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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